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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公车上书
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)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为要求“拒和?迁都?变法”而联名上书请愿事件(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，后以“公车”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)。
1895年3月18日，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，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，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。三月二十一日，即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前二日，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。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，奔走相告，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，继续抗战。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，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广东、湖南领先，别省继之。数日之内，书呈纷飞，“章满察院，衣冠塞途”，举人们甚至“围其长官之车”，情绪激昂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，垂泪请命，强烈反对割让台湾。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。于是，康有为又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，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。众人即推举康起草。康有为壮怀激烈，热血沸腾，用一昼两夜时间，起草了一份长达1.8万余字的《上今上皇帝书》，就是有名的《公车上书》，亦为康有为《上清帝第二书》。
《公车上书》情词慷慨，气势磅礴，极言救时之方，详陈自强之道，引经据典，文贯中西，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。上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，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“弃台民”、“散天下”，会造成“民心先离”，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。又反对议和，认为言和是“解散民体，鼓舞夷心，更速其亡”，故要求“拒和?迁都?练兵?变法”，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:一、下诏鼓天下之气。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:一下“罪己之诏”，中日甲午之战，中国惨败于日本，皇上应特下明诏，深刻反省，承担责任，以便激励国人，同雪国耻，鼓舞将士，慷慨效死。二下“明罚之诏”，对那些主和辱国、大僚尸位、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；阵战不力、闻风溃逃、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；擅许割地、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；守御无备、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，应区别情况，给以处罚，重者处死，轻者革职，以蔽其辜。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，则予以奖赏。三下“求才之诏”，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，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，应令中央、地方各级官吏各举所知，不论已仕未仕，均可引见擢用。三诏一下，赏罚既明，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，则可上下一心，以赴国家之急。二、迁都定天下之本。康有为认为，京师近海，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，而今旅顺、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，京师屏障全失，建议迅速迁都西安，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，则不必割地，也能达成和议，即使和议不成，我大军云集都畿，扼守潼关、函谷关之险，亦可言战。三、练兵强天下之势。康有为认为，中国所以屡战屡败，将衰兵弱、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，所以主张训练重兵，尤其强调选将和购械。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、出身卑贱者，肯为国家效力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、暮气沉沉的老将。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，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，十中挑一，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，为国家所用。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、又能廉洁奉公的人，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，使“器械精利，有恃无恐”。康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，再配以精锐武器，即可强天下之势，对外能稳操胜券。四、变法成天下之治。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，还只是“权宜应敌之谋”；而惟有“变法”，才是“立国自强之策”。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，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，已经数百年之久，而“物久则废，器久则坏，法久则弊”。他向光绪帝建议说:今之为治，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，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，清朝应更新百度，再不能率由旧章了。如何变法?他提出了富国之法、养民之法、教民之法三项建议。富国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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